推荐入选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学界动态，善于发现和提炼问题，彰显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学理性、科学性品质，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开拓性。

　　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奖者展开对谈，看上海社科学者如何在现实关切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在中国文学评点史上，小说评点及其术语的完备性和系统性是最为突出的，但以往研究小说评点多集中于“评论”一端；其实，小说评点的术语系统即明确显示：“评论”“批改”“注释”和“圈点”四个维度不可偏废，都有自身的价值，也都值得关注。

　　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术语系统》（原载《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一文，对小说评点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观点和新理解。

　　究竟如何进一步理解小说评点及其术语系统对古代小说的意义？如何在当下继承与运用其中的传播精髓？

　　澎湃新闻：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多年，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古代小说的术语问题，您对此的认知经历过哪些阶段？

　　最早的一篇论文是1985年发表的《试析古代文论理论术语的构造特征》（《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当时我还是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中玉先生正在编古代文论的类编，在抄录和编选古代文论材料时，发现古代文论术语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就尝试着写了一篇习作，提出了古代文论术语的三个构造特征，即“理论术语内在意蕴的多义性”“理论术语形式组成的复合性”和“理论术语外部构成的序列性”。

　　第一篇小说术语考释文章是发表在《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上的《“演义”考》。我解释了“演义”最初确实是对某部史书的通俗化，但在明末清初，演义指称的作品远远超出了历史题材范围，凡是白话小说，统统可以用“演义”名之，强化了通俗小说的文体独立。论文发表后，获得了学术界的“谬赞”，由此萌生系统研究小说术语的想法。

　　我对术语的研究包括古代文论术语、古代戏曲术语和古代小说术语，而以小说术语的解读为主体。在这个领域，已出版了两部论著，一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另外一本是专题论文集《术语的解读——小说戏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顺便自我“吹嘘”一下，这是我第二次入选社联年度论文。我发表在《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的《“叙事”语义源流考》入选“2018年度论文”。很巧的是，这两篇论文都研究小说术语。

　　澎湃新闻：人们普遍认为小说在明清较为兴盛。小说评点的热潮是同步兴起的还是稍晚？

　　谭帆：古代小说评点比较复杂，从文本而言，主要涉及以“章回体”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评点、以“笔记体”为中心的文言小说评点和以“新小说”为重点的报刊小说评点。三者各有特色，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古代小说评点的系统内涵。

　　我们以白话小说评点为例：一般认为，白话小说萌兴于宋元时期的“说话”，但真正有影响是在明代嘉靖以后，尤其是万历时期；而小说评点的萌兴和发展也大致在这一时段，的确可以说，白话小说的兴盛和白话小说评点的风行是基本同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白话小说的评点进一步推动了白话小说的发展。

　　为何这样讲？小说评点有三个原点：记录文人的读书心得，推动小说传播的商业促销，融合二者并以导读为基本功能。这三个内涵大致在明万历以后，与白话小说的发展基本同步。其中代表人物分别为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建阳书商余象斗和评点名家金圣叹。这三位的评点著作及其影响构成了小说评点的三种类型：“文人型”“书商型”和“综合型”。可以说，这些小说评点在晚明以来的小说出版和传播中是不可或缺的。

　　谭帆：简而言之，可作这样的概括：小说评点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文学批评。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以“批评”的面貌出现，但实际内涵非文学批评可以涵盖的。小说评点在小说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形成了“批评鉴赏”“文本改订”和“理论阐释”三位一体的格局，与此相应，形成了“文本价值”“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合一的价值系统。

　　我们以“文本改订”为例：小说评点融“评”“改”为一体，在中国小说史上始终参与小说的创作。所以，小说评点史研究可以纳入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畴，这或许更能贴近通俗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符合小说评点的原生状态。

　　譬如明代通俗小说以“四大奇书”最为优秀，也最风行，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都是经过小说评点家“改订”的文本，只是在标点本刊印时去掉了评点文字而已。《水浒传》是金圣叹改订的，《三国演义》是毛氏父子改订的，《金瓶梅》最为流行的是史称“崇祯本”的改编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西游记》的流传也以评点本《西游证道书》为主体。我们甚至可以下这样的判断：明代小说史的终结者不是小说家，而是小说评点家。

　　澎湃新闻：古代小说的评点本现在已经淡出大众视野，您觉得公众应该养成阅读评点本的习惯吗？评点这一形式在现代文学中是否还有生命力？

　　谭帆：小说评点在中国古代已经延续数百年的历史，但其真正的“繁华”历史并不长，甚至有学者认为，小说评点能称得上“评点派”的不过是由金圣叹到张竹坡的数十年间，这当然有点偏颇，也并不符合实际。但20世纪以来，小说评点已慢慢地谈出大众视野，的确也是事实。其实我们无需去争取往日的繁华，时代改变了，批评形式也会随之变更。

　　一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读者（包括作者）的影响，而不应该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部自足”。“读者意识”是小说评点获得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对读者的引导，对阅读趣味的针砭和对作品的解析无疑是重要的批评目的，文学批评应该与作品一起，在读者中赢得自身的地位和价值。

　　二是追求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是小说评点一以贯之的风格。但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阅读文学批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艰难的“理论跋涉”，使大量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而其症结或许在于文学批评“文学性”的缺失。

　　澎湃新闻：中国古代文学在国际上是否有影响力，您认为社科学者应该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是否有一些实践的案例？

　　谭帆：中国传统文学在国际上是否有影响力？答案是肯定的，其影响力不仅有，且将会越来越大。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让所讲的故事具备准确性，其次，对于所选择的故事既要有学术性，又要具备学术研究的现实需求。

　　何谓“叙事”？著名汉学家浦安迪认为：“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而这个解释是否完全适合传统中国语境中的“叙事”？在“叙事”与“narrative”的语词对译中，起支配地位和作用的明显是后者，这种语词对译中的“霸权”无疑会损害语词各自的准确性，进而影响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合理把握。所以解读“叙事”是为了探寻古代小说的特性，并以此反省古代小说研究中的得失。

　　通过考辩，我们认为“叙事”内涵在中国古代绝非单一的“讲故事”可以涵盖，这种丰富性既得自“事”的多义性，也来自“叙”的多样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类”“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含“记录”“叙述”“罗列”等多重理解。

　　对“叙事”的狭隘理解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并不符合“叙事”的传统内涵，与“叙事”背后蕴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远。尤其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上，“叙事”理解的狭隘直接导致了认识的偏差，这在笔记体小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叙事”语义的古今差异非常之大，所以“叙事”与“narrative”的对译实际“遮蔽”了“叙事”的丰富内涵，而厘清“叙事”的古今差异，正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小说的自身特性。

　　谭帆：如果从1985年在《学术月刊》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我从事学术研究也有近四十个年头了，的确有不少感想，也有不少困惑。

　　比如，学术研究究竟是“职业”还是“志业”？往前推数十年，没有困惑，学术当然是神圣的、崇高的，她是与“担当”“奉献”“道义”“兴趣”等联系在一起，总有一种精神的因素充蕴其中。

　　但从当下来看，则未必，学术已然成为“职业”，用人单位给出指标，应聘成功者勉力完成指标，没能完成则“非升即走”，两者之间已是一个雇佣关系，有契约在，双方都无异议，也很“坦然”，似乎对个体和用人单位都无损害，但对“学术”呢？对研究者个体呢？最终受到的损害是必然的、难以弥补的。

　　又比如，当今高校中，“内卷”最剧烈的是青年教师，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他们身体的早衰和学术趣味的丧失，而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几乎是“致命”的。研究者研究之路的艰辛，常常让我们这样劝慰从业者：不要贸然选择学术之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再比如，从投入的经费、设立的项目和出版发表的数量来看，的确无可非议，是空前的；但实际效果如何还得等待历史的检验。至于对策，我想紧迫的是要反思和调整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如“非升即走”等，还学术界一个宽松的环境。

　　谭帆：2024年，我将继续带领研究团队从事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因为由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评点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2021年）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这个项目将围绕“如何系统完整地呈现中国小说评点的历史进程”“如何创新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的学术视域和理论方法”“如何还原小说评点的本体存在和文化语境”展开，进而建构中国小说评点史，最终完成“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研究书系”。

　　我们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1、加强小说评点的理论研究。拓宽思路，跳出小说评点研究的自身格局和狭隘范围。2、强化小说评点的历史研究。对小说评点史进行多视角、多类型的研究，如小说评点的编年史、分体史、形态史，经典小说的评点史、“评改一体”的编创史等，在此基础上，结合以往小说评点研究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理论史和文法史，撰写系统的小说评点通史。3、完善小说评点的基础研究。如全面整理小说评点总目，编纂总目提要等。这一工作目前进展比较顺利，相关成果也已陆续面世，如《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新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