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议会两院以多数票通过了将堕胎权纳入宪法的宪法修正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宪法中明确保障妇女堕胎权的国家。在容纳近千名有资格投票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凡尔赛宫，这一刻激动人心。

　　据《卫报》报道，当时法国全国各个新闻频道实时播放，法国公民们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特罗卡德罗广场的巨型屏幕上观看着。法国国民议会的第一位女性议长雅埃尔·布朗-皮韦特（Yaël Braun-Pivet）看起来既冷静又专注，当她走进会议厅时，整个场面一片肃静。

　　当地时间2024年3月4日，法国巴黎，人们聚集在特罗卡迪罗广场，观看议会的直播。

　　在法国，其实堕胎权甚少受到威胁。没有一个法国政党反对堕胎权利，也没有采取限制其使用的行动——即使是极领袖玛丽娜·勒庞也支持将其写入宪法的提案。她嘲笑着来到凡尔赛宫：“这将是马克龙总统10年执政中唯一的胜利”。

　　布朗-皮韦特宣布：“法国站在了前列，这是理所应当的。”确实，法国有着引以为豪的女性主义传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先驱奥兰普·德古热撰写了《女性与女公民权宣言》，其中要求给予妇女平等权利，包括要求将离婚权写入1791年宪法。她还要求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合法子女相同的权利。这可不是小革命。然而，在更近的历史中，法国在给予妇女投票权方面显得特别缓慢。星空体育手机版法国的戴高乐将军直到1944年才将其合法化，比英国晚了四分之一世纪。

　　法国重新点燃了其女性主义传统，有人认为这是马克龙轻松耍政治手腕的例子，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为了团结国家，围绕着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是一个公正而重要的事业。一项2022年的民意调查显示，86%的人赞成将堕胎权利写入宪法。法国的许多人现在希望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效仿，并且这已经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即欧洲不会走上与美国相同的道路。这会激励波兰的自由派吗？那里的堕胎仍然被禁止（除了、或生命危险的情况）。

　　记者Agnès Poirier写道，法国人在制造历史性时刻方面拥有不可否认的才华。就在晚上7点左右，布朗-皮韦特宣布了结果：“780票赞成，72票反对”。当立法者们起身鼓掌赞成这一惊人的结果时，巴黎数千名市民的欢呼声可以在特罗卡德罗广场听到，埃菲尔铁塔开始闪烁，“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以巨大的字体出现在上面。

　　50多年前首次倡导堕胎斗争的一群女性主义者欢呼雀跃。这次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她们的胜利。这是一个罕见的团结时刻，这是法国这样的国家渴望的，尽管政治局势非常分裂，社会动荡不安。

　　马克龙在推特上写道：“法国的骄傲，普适的信息”，首次邀请公众参加法国历史上的宪法修订封存仪式，随后举行街头派对，庆祝“集体斗争的顶点”。

　　在此之前，美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法国政治界的警觉，24个美国州和领土全面或部分撤销了堕胎权利。在马克龙的支持下，法国政界普遍认为，需要采取行动，以使法国的堕胎权利更难受到干扰。来自极左政党“不屈法兰西”的国会议员玛蒂尔德·帕诺（Mathilde Panot）说，这是“为了全世界各地所有为堕胎权利而奋斗的妇女们的承诺”。

　　关于堕胎权的论辩一直在进行。研究者Paul Heideman在《雅各宾》发表了文章，认为堕胎权问题和资本主义是深深联系在一起的。堕胎禁令并非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阴谋，但的确是资本主义残酷不公平的产物，其根源在于系统性地将女性置于男性之下。这篇文章不仅是对美国状况的回应，也是对全球堕胎权问题的深度回应。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联邦法律中对堕胎权利的某种程度承认。现在，由共和党多数派执政的州可以通过法律禁止堕胎或执行已有的限制措施。尽管像密西西比州这样的州数十年来一直在削弱安全合法的堕胎权，但法院的裁决将掀起对怀孕者和试图为她们提供护理的医生的新一轮迫害。

　　这一巨大的倒退引发了左翼之间广泛的讨论，试图解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了对堕胎权利的激烈升级。其中一种理论试图将堕胎限制与资本家的需求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说法，美国企业领袖对历史上劳动力市场紧缩和低生育率的结合感到震惊，正在推动堕胎禁令以确保充足的工人和消费者供应。然而，堕胎限制不仅在其后果上是阶级战争，因为其影响最严重的是贫穷妇女，而且其动机直接源自资本家的阶级利益。

　　虽然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纳入堕胎辩论无疑是必要的，但“劳动力供应”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忽略了堕胎禁令是控制劳动力供应的低效手段，并未解释为什么美国社会中有如此多的女性深深投入到反堕胎政治中。相反，理解“反堕胎”运动的关键在于把握资本主义是如何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制造不平等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

　　劳动力供应理论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企业媒体不断谈论所谓的劳动力短缺时。论点是这样的：堕胎限制迫使人们不得不生育，导致人口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工人。工人供应的增加降低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议价能力。因此，在生育率较低时，对限制堕胎并扩大劳动力供应符合资本家的利益。

　　然而，尽管这个论点的基本逻辑很吸引人，但它有严重的漏洞。首先，长期以来，堕胎限制只能增加劳动力供应。人们需要时间长大并成为有生产力的工人。劳动市场的状况十年后甚至二三十年后都无法预测。其次，堕胎权利的获得提高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因为它给了她们更多的经济选择，减少了她们成为全职照顾者的压力。

　　换句话说，堕胎禁令不仅无法解决当今的劳动力供应问题，而且通过降低劳动力供应，尤其是女性工人的供应，还会积极加剧企业的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调查可以知道，在许多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对堕胎的看法没有那么明显的性别分化。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外交政策等问题上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但在堕胎问题上，ta们的观点更接近。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女性只是被资本主义或父权意识形态所左右。但这个解释并不令人信服。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卢克尔（Kristin Luker）几十年前提出的一种替代解释更有说服力。在她的著作《堕胎与母性政治》中，卢克尔既对堕胎限制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也研究了“pro-life”（反堕胎）运动的女性活动家。

　　卢克尔发现，她采访的女性通常来自较为贫困的背景，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前景较差。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母性是她们认为自己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的最重要且受到高度尊重的角色。如果她们没有机会获得有意义、高薪或声望显赫的职业，母性就成为她们自尊和社会认可感的核心。

　　当地时间2024年3月4日，法国凡尔赛，国会印章证实了法国议会通过堕胎权写入宪法。

　　堕胎权利的争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女性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斗争，以及这种地位是否主要由母性来定义。

　　通过让母性成为女性生活的可选而不是核心目标，堕胎权利剥夺了母性作为自尊和社会认可的主要来源。对于反堕胎女性来说，这就是堕胎权利运动的重大罪行。因此，堕胎权利的争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女性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斗争，以及这种地位是否主要由母性来定义的斗争。

　　尽管卢克尔的研究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但其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女性仍然比男性更有可能反对堕胎权利。而在社会经济谱系的另一端，情况则相反：女性更支持堕胎权利而不是男性。

　　卢克尔的分析具有优势，它解释了成千上万美国女性对反堕胎政治的真诚投入，同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美国令人震惊的经济不平等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对于大量女性来说，将母性提升为神圣的责任构成了她们生活中积极意义的唯一来源之一。正如学者斯蒂芬妮·库恩茨（Stephanie Coontz）所言：

　　缺乏经济或个人自主权的女性往往会倾向于接受强调男性负责照顾女性的家庭价值观文化。而有机会实现或独立竞争的女性则更加强调平等，支持那些能够让她们在工作中晋升并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政策。

　　尽管反堕胎女性是反堕胎运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忽视同样关键的男性性别歧视因素是错误的。从拉什·林伯（Rush Limbaugh）对大学生和避孕的嘲笑谩骂到共和党候选人表示女性应该学会享受，女性仇恨贯穿了反堕胎运动。对于许多男性来说，限制堕胎权利，并强调女性主要社会角色为母亲，只是更广泛项目中巩固女性服从地位的一部分。

　　但这种女性仇恨和性别等级观念也根深蒂固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资本主义往往会强化女性作为照顾者的社会角色。女性的工资比男性低，因此在许多家庭中，她们更倾向于优先考虑照顾儿童和家务劳动，而对男性来说，则更倾向于优先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女性被视为比男性（尤其是在非标准工作时间的职业，如商业和法律）更不可靠的工作者，进一步固定了不平等结构。

　　这种不平等最终是由劳动市场产生的，同时也促成了关系中的权力失衡。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因为经济担忧而留在不幸福的关系中，并更有可能承担家庭劳动的负担。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更大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更为普遍。至关重要的是，即使是希望实现劳动分配平等的家庭也受到劳动市场不平等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结构，如果放任不管，将不可避免带来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为此辩护的父权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美国的堕胎限制政策密切相关。这种联系指向资本主义对广大工人阶级机会的限制，以及强调女性作为母性从属者的意识形态。

　　作者认为，因为反堕胎政策植根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要打击它们就需要挑战这些不平等。首先，需要解决美国宪法核心的政治不平等问题，该问题赋予少数人优先于多数人的权力，并允许非选举的法官立法。尽管反堕胎运动得到了数千万人的支持，但简单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堕胎禁令。真正的政治平等将对反堕胎事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更为根本的是，需要直面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结构问题。正如最近所说的那样，需要“建立女性主义者、劳工运动和医疗保健倡导之间的联系”。工会可以缩小男女工资差距。平等的社会政策，如全民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工人对雇主的依赖，星空体育手机版减少女性对收入更高的男性的依赖。家庭假期政策可以让男性和女性都有平等的动机去进行未付报酬的家务劳动，从而在劳动市场和家庭中重新平衡权力。当然，还需要为所有需要的人争取广泛的、公共资助的堕胎权利。

　　英国王室成员凯特王妃最近成为了互联网阴谋论的焦点人物。凯特王妃自去年圣诞节与丈夫威廉王子和三名子女共同出席教堂仪式后，已有两个多月未在公众面前出现。网民纷纷追问凯特王妃去了哪里，甚至在推特发起了#WhereisKate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各式梗图、玩笑和阴谋论。

　　在《纽约客》近日刊发的一则评论（“The Kate Middleton conspiracy-theory swirl”）中，撰稿人安娜·罗素（Anna Russell）指出，凯特王妃的去向实际上足够清楚。1月17日，肯辛顿宫发布声明，称她入院接受腹部手术，会在住院两周后回到住所休养，根据医嘱在复活节前不太可能参与公务活动。声明还提到，凯特王妃感谢声明发表后将引起的关注，她希望公众能够理解她想要尽可能为孩子保持常态以及希望自己的医疗信息作为隐私的愿望。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7日，英国伦敦，威尔士王妃凯特已接受了计划中的手术，将在医院住院两周。警卫员在凯特王妃所住私人诊所外站岗。

　　2月27日，威廉王子在其教父康斯坦丁二世的追思会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宣布将因“个人原因”缺席，一时间涌现出各种猜测。推特上有人调侃称凯特王妃是在等剪坏的刘海长长，还有关于巴西臀部提拉术（Brazilian butt-lift，一种需要很长恢复时间的手术，经常在互联网阴谋论中出现）的理论。谣言逐渐离谱，她是不是上演了一出“消失的爱人”，还是出走去过游牧生活了？……上周一，美国名人八卦新闻网站TMZ发布了凯特王妃手术后的首张照片，结果让阴谋论愈演愈烈。照片是从远处拍摄的，凯特王妃坐在车辆副驾驶座，戴着墨镜，开车的是她的母亲。人们对照片的真实性猜测纷纷，各种梗图四处流传，这是不是用1000张凯特王妃的照片合成的？照片上的人会不会是她的妹妹，甚至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人偶？

　　罗素写道，关于凯特王妃健康状况的狂热猜测适逢温莎家族的寒冬。上个月，英国王室宣布查尔斯三世在接受某种癌症的治疗，约克公爵夫人莎拉也透露自己患有恶性黑色素瘤。不过，查尔斯三世还是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曾被拍到在桑德林厄姆教堂做礼拜，与首相苏纳克会面，凯特王妃则没有照片流出。凯特王妃这段时间的缺席之所以格外刺眼，是因为多年来她一直很好地扮演了在职王室成员的角色（有评论家指出，她在生下路易王子不到七小时后，就出现在圣玛丽医院的台阶上接受摄影师的拍摄），也表明了她在王室中的重要性。

　　关于王室成员能保有多少隐私权，文章最后指出，随着在职王室成员越来越少，被看到的重要性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讲师劳拉·克兰西（Laura Clancy）的研究围绕媒介与君主制展开，在她看来，当君主不再以神权进行统治时，“媒介文化就成为了对君主权利的公众认同再生产的关键场所。”履行剪彩、握手这样的公共职责事关王室的生死存亡。历史上，王室一直严格控制与公众的交往，英国媒体与王室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尤其是王室记者，他们的所有工作都有赖于和王室保持一定的接触，但对网民而言不是如此。克兰西还将当前围绕英国王室的讨论看作一种“后哈里梅根情绪”，在他们对王室的爆料之后，对于君主制的批评变得更多了。克兰西认为，英国王室围绕凯特王妃手术的传播策略在40年前是可行的，但在新闻即时更新且进展迅速的当下，这种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与他们通常的做法基本一致，只是人们的反应不同而已。他们一切照旧。只是结果和平时不一样。”

　　美国《人物》（People）杂志日前也刊文（“Royal Family in Turmoil as Demands Mount for More Transparency”）指出，由于查尔斯三世的癌症诊断和凯特王妃腹部手术的细节未被披露，英国王室正因公众对于透明度的要求而陷入混乱。

　　王室传记作家莎莉·史密斯（Sally Bedell Smith）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所有人都会因为不确定性而感到不安，现在有太多围绕英国王室的不确定性了”。她还指出，“伊丽莎白女王过去曾说，‘我需要被看见才能被相信’，对于查尔斯和他的统治而言，让公众多了解一点是很重要的。”史密斯认为，尽管查尔斯三世透露了他患有某种癌症，但这不足以平息人们对他的病情严重与否的猜测，这对于君主制没有好处，并且涉及宪法要求。与此同时，关于凯特王妃腹部手术的信息不透明，成为了关于她健康状况和去向的阴谋论的温床。文章指出，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19个月后，她在位70年间为家庭和国家带来的稳定已经被王室成员表现出的脆弱所取代。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也刊发了题为“凯特·米德尔顿的神秘病情使王室与公众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关系更加复杂（Kate Middletons mystery illness has complicated the shifting dynamics between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public）”的评论文章，指出关于王室的浓厚兴趣和阴谋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围绕凯特王妃最近收入的谣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凸显了王室成员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

　　文章指出，虽然八卦王室成员和君主制本身一样古老，但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在上个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君主政治权力被严重削弱以及社会对传统制度的态度发生改变，伊丽莎白女王知道自己无法像前任君主那样讳莫如深了。于是，王宫助理和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决定让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一部观察室纪录片，让英国人民一睹宫墙内的世界。这部名为《王室家庭》（Royal Family，1969）的节目展现了女王与家人用餐、出席活动以及为了给六岁的爱德华王子买冰淇淋在钱包里翻找硬币的场景。有BBC工作人员警告称这部影片是在“杀死君主制”。影片在1969年6月播出过一次后，据称就被白金汉宫封禁存入了皇家档案室。这部记录片的播出成为了一个变革性时刻，此后，小报、八卦杂志和网络博客的大量涌现，不断攻入王室成员私生活的深处。

　　有时，这些信息是通过截取对话和窃听电话非法收集的，但有时王室成员也会尝试通过允许电视转播他们的婚礼或与新生儿公开合影等方式，对公众的强烈兴趣稍加满足从而起到约束作用。去年，哈里王子更是指责其继母卡米拉王后与媒体交换信息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报道星空体育app下载。弗林德斯大学教授、王室评论员吉塞尔·巴斯丁（Giselle Bastin）认为，哈里王子的自传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王室是如何与媒体互动的，自传中对王室新闻官操纵有关王室活动的官方声明的全盘谴责也助长了网络上流传的有关凯特王妃健康状况的阴谋论。

　　英国王室的生活还成为了无数电影和电视剧的灵感，然而王室传记作家盖尔斯·布兰德雷斯（Gyles Brandreth）去年曾发表评论称，他不反对将王室生活作为娱乐题材，问题在于他们把王室变成了一部肥皂剧。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5日，英国诺福克郡桑德林厄姆，路易斯王子、夏洛特公主、威廉王子、凯特王妃、乔治王子在桑德林汉姆庄园参加圣诞节仪式。

　　公众对王室成员私生活的好奇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现代王室甚至其存在有赖于通过人们对他们生活的兴趣来保持其重要性，其中年轻王室成员尤其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魅力和吸引力在赢得多变的人心方面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王室及其成员受到如此多关注的危险在于，公众有时提出的要求会超过个别王室成员愿意给予的程度。作为王储的妻子，凯特王妃在三个孩子出生后都在很短时间内以完美的发型和妆容出现在公众面前，成为了“被举国爱戴的完美母亲形象”。这些高调露面设定了公众对于她的生活透明度的期望值，这和此次王室提出的保护隐私的要求存在悖谬。

　　文章进一步指出，此次阴谋论的流行除了与人们对名人的痴迷有关，这场公众骚动也很可能是世界各地传统机构面临的更广泛危机的一个征兆。君主制在过去的千年历史中经受住了丑闻、早逝、危机和全球战争的考验，但在现代社会君主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个人行为失当，而是一个更为隐蔽的问题。关于凯特王妃的谣言是在阴谋论普遍抬头的背景下发生的，围绕英国未来王后的谣言似乎是当前政治气候的直接后果，现在人们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很低，普遍不相信也不信任民选官员。也就是说，在人们对传统体制极度不信任的今天，君主制可能再也无法仅靠神秘感生存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