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入选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学界动态，善于发现和提炼问题，彰显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学理性、科学性品质，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开拓性。

　　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奖者展开对谈，看上海社科学者如何在现实关切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新形势下，中国学术界亟待理论创新，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线年度论文《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一文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文章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

　　李友梅认为，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学术话语难以完整、系统、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而“人民性”为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生命活力、创新动力、实践伟力。

　　我们究竟如何以“人民性”所引领的话语体系来反映中国实践？如何解决构建话语体系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澎湃新闻：以“人民性”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这篇论文的选题，您是怎么确立的？

　　李友梅：我关注到，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重建后，大量西方学术理论引入中国，在解释中国具体实践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且，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和社会话语之间往往不联系，理论脱离实践，也反映出学术界、政界、社会界三种不同主体之间的话语差别。不仅如此，社会学自身的话语体系存在“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多元结构。学术性话语是在东西方社会学交融而成的知识基础上构成的，政策性话语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社会性话语则是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在现实情境中，三种话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倾向，出现了内在张力，呼唤有整体性的、代表中国自身实践的话语体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法国学成归来，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至今已近三十年，对人民性、新公共性的当代中国社会特征形成了一些思考。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经历了哪些阶段？“人民性”的引入对中国特色社会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友梅：其实在华人学术界，社会学的本土化始终是焦点和热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提出了许多社会转型理论范式，比如“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市场转型理论范式以及结构主义理论范式。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预设了“国家”和“社会”两类系统的二元结构，简化了现实情境中正式权力与其施加对象之间的复杂关联，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质明显不符合；市场转型理论盛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社会集体性、公共性的面向；而结构主义理论范式，注重从社会各向度结构的均衡性等方面入手，分析转型过程中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核心条件，但其分析的相对割裂也削弱了对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认识。在新常态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人民性是有中国特色的，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公共性跟人民性是一致的，我们把它概括为“新公共性”，我相信，这个体系可以成为认识中国百年变迁转型的一个重要路径。

　　澎湃新闻：在国际传播中，当面对其他不同的话语体系的交流乃至挑战，这套话语体系将会如何应对，您在这方面是否有过一些实践经验和案例？

　　李友梅：世界学术界的交流，背后都会受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疫情前，有一次我同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些学者，组团去参加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那次能明显感受到美国学者的态度变化，他们认为中国变样了，不能接受变了样的中国。包括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所长，以前和参会的美方学者的交流关系也很好，对方说翻脸就翻脸，还取消了他的签证。由此我进一步认识到，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对待西方话语体系的态度，不是说总要质疑或不接受，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我们的实践，他们的理论比较适合解释他们自己的实践。

　　当然，1970年代以后，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因为新的工业革命来了，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韦伯、涂尔干、马克思，这三位的思想都产生于工业化初期，现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我们不能教条地去接受，而是要发展地去接受，与时俱进跟中国的具体实践相联系，尤其还要跟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看到了由中国领导的人民性和以此为引导的公共性。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是为了去否定别人，而是要告诉西方，适用于解释我们实践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人民”在“人民性”的引领和建设中有着怎样的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人民”的个体和群体有何区别？

　　李友梅：“人民”一词发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启蒙”时期，体现出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反映了社会成员基于这样的公共性理念、在工业时代重构社会秩序的努力。但马克思犀利地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高举“人民”的旗号，维护的却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其所强调的“公”恰恰是最大的“私”。中国社会的“人民性”内涵与西欧社会不同，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党和国家在创新性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造性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主张执政党需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全体人民服务。这一中国特色社会学传统，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生动体现。

　　“人民”是政治概念，也是社会概念。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我们的语境中，人民是最大多数人，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不属于人民。

　　人民不是西方“主权在民”意义上有产者的个体，也不是古斯塔夫·勒庞讲的“乌合之众”。它不同于一般的“群体”概念，是一个整体性的、有着向善价值取向的概念，体现大多数人对“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普遍性诉求，承载着对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一脉相承。

　　澎湃新闻：您是否认为目前互联网在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网络的各种舆论是否能体现“人民性”，学者应该如何面对各种网络舆论？

　　李友梅：现在网络特别发达，朋友圈、微博、抖音等社交软件，有很多关于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大家的观点总体上是一种社会性语言，这也是社会学所要关注的方面。现在，社会性话语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进入网络空间后，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也会进入。因为进入网络的身份可以是虚拟的，无论是政策部门的官员，还是行政人员，在网络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显示，情况也就更复杂了。当然，最后还是党建引领，目的还是满足我们的人民需求，符合我们的人民性。

　　澎湃新闻：在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您认为社会学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李友梅：我们在《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研究中认识到，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焦点和难点在于，我们的学术话语还缺乏主体性和原创性，自主知识积累相对不足。面对这些问题，首先要找到社会学话语体系内部诸话语要素间彼此支持和相互协调的现实路径。于是，我们尝试提出了从“人民性”出发，推动话语体系内部多元力量之间相互支撑和协同发力，使话语与实践在双向互动中坚持以“人民性”为先导，只有这样，才能消解不同话语可能出现的偏颇和张力，实现真诚合作的价值品格和共识基础。我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中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延续性和整体性，中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人民共同体导向的发展道路。人民利益的保护，人民幸福的获得，深深蕴含在与人民性相一致的公共性的实现中。

　　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性既内含了其传统文化的基因，又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市场、技术、资本等多元因素的影响，继而不断地被重塑。但无论如何，这种公共性的价值内核都是人民性，其要求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正是中国社会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之处。

　　李友梅：我在留学生涯中，学到了两个可借鉴的方法。其一是批判意识，我在研讨会中，发现学者之间的观点会产生激烈碰撞，理论局限性会被当场指出来。我在自己博士论文答辩时，发现评委专家最后关心重点并不是学生论得怎么样，而是看学生所跟导师的理论方法与主要观点是什么，批判的是你的导师，引发的是学者之间的批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看见自己的局限性，结果带来的是促进互相认识。我们目前学术流太少、互相批评更少，比如我们的研讨会，各自陈述观点，互相之间少有批判性评论，有点评也是以表扬为主，这个氛围的习惯不利于我们推进学科和学术的发展。第二是团队意识。我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克罗齐耶先生。他于1960年代在法国国家科学院创建了组织社会学所，所里的传统是研究者们对组织现象的深入思考，他们的分析所用的概念工具和聚焦学术问题基本是一样的，你可以去国内或国外研究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医院、学校等，但回来后交流各自的新发现时很容易聚焦到共同关注学术问题。并且有良好的讨论氛围，在研究所，大家早上8:30开始围坐在一起喝咖啡，交流分享昨晚的阅读心得；下午三四点开始喝茶，交流往往更开放。

　　李友梅：目前学术环境中，如果研究者脱离政策和民众的依托，容易出现“自说自话”、交流不足的现象。我和一些社会学系的青年老师交流，比如谈到社会建设，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研究的是社区治理和社会组织，其实这些也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但他们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和把握。同时，不少研究者越来越“工匠化”，往往缺乏人文情怀和社会关怀。一些研究者会认为类似就业率、结婚率、出生率等指标是全世界统一的标准，殊不知，这样就忽视了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场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背道而驰。我也时常反思，我们的学科体系需要改革，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等也要改革，因为我们的考核标准、吸引人的方式，比较多的是侧重于可量化的条件，很少取向于学术共同体，这样都会造成很多问题。

　　李友梅：2024年，我与团队的老师一起会放眼世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继续为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公共性、人民性的社会学学术话语的建设而努力。目前，仍有很多会议、活动邀请我去发言，社会学界的同人关心关注我的思考和研究，给予我很多鼓励，我当继续努力。我希望能跟大家、尤其是年轻人进行交流分享和相互启发，为推进社会学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友梅：对于这个奖项，上海社联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评审机制和流程。这是我第二次获得上海社联年度论文，两次获奖得到通知时，我都事先不知道。能够成为年度论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通过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立言”的机会，我也要努力做到更好。当然，因为每年的论文数量比较庞大，如果这套评审机制能够让更多的学术“遗珠”发光发热，进入大家的视野，也是我衷心期待的。